第四章 忻口血战（1 / 2）

10月初的太原正沉陷在异样的惊慌与恐怖之中。从黄土高原刮来的冷风挟裹着黄沙在城市的上空掠过，遍地紫槐树的枯叶和各种轻飘飘的杂物随风翻卷，使这个原本比较繁华的城市显现出末日来临般的颓败气息。沿街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主张公道”、“铲除坏官坏绅坏人，扶助好官好绅好人”、“动员三十万民众保卫山西”、“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经过雨水的冲刷，这些标语破败不堪，早没了过去的模样。

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中发布的，大都是各路大军溃退的消息。一些仍在勉强开工的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十分醒目。敌机前来空袭的警报声终日不绝，被炸弹炸毁的建筑物倒在路边，颓垣乱瓦堵塞了道路。商店已经关门，汾酒不再像过去那样迷人，有钱人开始出城远走高飞。若不是“牺盟会”的人和大批来自平津一带的学生在这里集中，参加一些活动，唱着歌四处奔走，太原几乎停止了呼吸。

这时候的中国战局出现了微妙的态势：在华北，进入山西的日军已突破内长城守军防线，准备向太原进攻，另一路日军占领保定后，已将矛头指向石家庄。在华东的上海方面，中日两军正进行激烈的阵地攻防战，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最担心的是日军占领华北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而山西是华北抗战的生命线，其地位愈发显得重要。

10月2日，刚刚返回太原进行忻口战役部署的阎锡山，在痛感兵力不足与时间紧迫之际，接到了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电报：

山西抗战关系到全国战局，必须保持山西抗战阵地，坚持时间越长越好，最少要坚持一个半月，那时整个战局将会有所好转。为此，中央即派第14集团军所部增援山西，现该集团军正集中于石家庄，请山西立即组织部队运输，并和卫立煌取得联系。

10月3日夜晚，一辆玩具般的小火车悄悄驶进已被日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的石家庄火车站。一个中等身材、面孔黑红、留两撇小胡子的中年将领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火车。他就是卫立煌。

半夜时分，小火车在正太铁路上缓缓西行，卫立煌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脸凝重的神色。车内的灯光已经关闭，往外看，也是一片黑暗，偶尔有点点灯火在远处闪耀，像是黑夜的眼睛。车窗外的西北风裹着黄沙碎石飞舞，打在玻璃窗上，发出轻脆的响声。秘书刘毓珩进来，小声说：“卫总，娘子关到了，我们已进入山西境内。”

卫立煌在黑暗中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自率部进入华北前线后，卫立煌原估计会在北平或保定附近与日军大战几个回合，却因种种原因，他还一直未与日本人正儿八经打一仗，这使他这个一打起仗来就兴奋异常的职业军人感到有些按捺不住。蒋介石令其率第14集团军入晋作战的电报一到，他当即意识到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机会终于来了。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他自然清楚山西对于华北的重要，目前日军正不遗余力地进攻山西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蒋介石和阎锡山绝不会轻易将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战役在所难免。

这个寂静的、无聊的夜晚，在车轮和铁轨发出的机械声中，卫立煌得以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每逢大战来临之际，卫立煌就爱回忆过去……

1912年，从小就饱尝生活艰辛的卫立煌来到上海，投奔了正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在上海发动讨袁运动的合肥人范鸿仙，当革命党人进攻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上海制造局时，年仅15岁的卫立煌毫无惧色，他携带炸弹越过围堑，准确地将炸弹投掷进上海高昌庙袁世凯的兵营。但那时没人想到，这个营养不良、正患皮肤病的极不起眼的小家伙后来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

1916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空大元帅，卫立煌经人推荐，来到孙中山的卫队当兵。孙中山先生很快注意上了这个经常为自己站岗的矮小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小同志。一次，卫立煌随孙中山外出回府时，坐骑脱缰，惊马狂奔疾驰，身背长枪的卫立煌在入门时被门框卡住摔下马来，身负重伤，吐血不止。孙先生和夫人宋庆龄见其少年勇敢，大为赞赏并厚加馈赠，让他回家养伤。母亲遍寻药方为他治疗，听人说用几味中草药煮一百只孵鸡蛋吃可断病根，就照方操办。但他只吃了70只，便启程赶往广州。孙中山见他伤愈归来，十分高兴，当即升任他为警卫团排长。这一时期，卫立煌一直跟随孙中山左右，后来他称这段时间为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22岁时，卫立煌即因战功升任粤军营长，被人戏称“小营长”。为了装扮老成，他从这时起就蓄起一撮胡须——这撮胡须便成为他外貌上的显著特征，历时30载，直到1949年他在南京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才被迫剃去。

1925年9月，卫立煌率部参加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攻打惠州城时，卫率第9团最先攻入西门，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克了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不久，他升任第14师中将师长。

北伐胜利后，卫立煌进入南京陆军大学学习，他成为陆大特一期惟一带职学习的学员。陆大学员可选学一门外语，卫立煌选学日语，因为他感到，将来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1932年5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7月初，第14军军长卫立煌指挥两个师到达黄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直捣他的军指挥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拼死抵抗。特务连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在卫立煌的部队，向来有“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的说法，即便连司令部的保姆，都是合肥女人。在这方面，他同蒋介石、阎锡山如出一辙。那天黄昏，幸亏特务连武器精良，将士用命，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极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红军见伤亡太大，没有穷追，卫立煌侥幸没当俘虏——5年多之后，卫立煌在山西碰到鄂豫皖红军的主要指挥者徐向前，由衷地说：“谈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卫总司令也行。”卫立煌笑了：“别那么说了，那一年在湖北，我被你们包围起来了，漫山遍野都有人在喊‘活捉卫立煌’，要不是情况有变，再过来200米，我就被你们捉去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地跨鄂豫两省大别山中的险要之地金家寨，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30年代初又成为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蒋介石严令各军向金家寨进击，各部均临阵怯战，畏缩不前。9月初，卫立煌精心策划，亲率1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直扑金家寨。在红军主力已经先行转移的情况下，卫立煌乘虚占领金家寨。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除赠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另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命名为“立煌县”。

卫立煌声名大噪，的确够“威风八面”了。曾几何时，他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领之一、“嫡系中的杂牌”，美国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词典》中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是“支那虎将”。朱德总司令后来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1955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又赞誉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0月4日早晨，卫立煌率少数随从人员到达太原，阎锡山按照接待朱德的规格迎接卫立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率文武官员到火车站迎接，阎锡山则在绥署宾馆等候。当个头不高的卫立煌走进阎锡山的视野时，阎如遇救星一般快步迎上去，连声大呼：“俊如老弟，是咱把你求来的，你辛苦了!”

寒暄一阵后，阎锡山看到卫立煌一行风尘仆仆，都是一身深灰色的夏季军装，便叫过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你赶快找一家大服装店，给卫总司令和随行人员每人弄一套呢军服和一双皮马靴。”

阎锡山向卫立煌谈了他关于忻口战役的设想，卫立煌报告了第14集团军输送情况。阎锡山说：“俊如，咱请你来，就是让你来指挥打仗的，我已给蒋委员长发报，让你担任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统帅晋北全部的中央军和晋绥军。”

卫立煌说：“就怕俊如力不胜任，有负副委员长栽培。”

阎锡山说：“俊如啊，你放开手脚大干吧。两天前，我刚刚下令处决临阵脱逃的61军军长李服膺，谁不听指挥，李服膺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中午，阎锡山在绥署宾馆设宴为卫立煌接风洗尘。

下午，卫立煌到府东街第二战区长官部，也就是绥靖公署大院回访阎锡山。阎锡山说：“共产党方面还派了一个重要代表到了太原呢。”

卫立煌忙问：“是谁?”

阎锡山说：“周恩来。”

卫立煌说：“好极了!我能和他见见吗?”

阎锡山说：“怎么不能，本来他和我约定，下午4点钟到我这里来，一会儿就到，请都不用去请。”

卫立煌的思路飞快地回到北伐以前——那时，身为中下级军官的卫立煌，多次听过比自己小一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极富魅力的演讲。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蒋介石打算撇下易守难攻的惠州不打，先攻潮梅。周恩来认为，要想消灭陈炯明，必须先攻下惠州，否则还会像第一次东征那样，不彻底。周恩来先攻惠州的高见增加了卫立煌对周主任的信仰。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是该军的一个团长。蒋介石别有用心，设置障碍不让军事干部和周恩来接触。卫立煌虽然在公共场合多次和周恩来谋面，但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对于周恩来，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不少人都曾引用过李白的诗句——“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来比喻自己认识周恩来的心情。

1936年底，著名的西安事变发生的那一夜，随蒋一同来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20几个国民党要员住在西安最繁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们半夜被一阵嘈杂声惊醒。除邵元冲不听警告在跳窗时被击毙，陈诚被从地下室的啤酒木箱堆里拖出来，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钱大钧、万耀煌、陈调元、蒋方震、蒋作宾等人及其随员、家属全被集合在招待所的大厅里，受到严密监视。卫立煌知道自己是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多的人，估计凶多吉少。然而，半个月之后，他和众人却平安回到了南京家中。周恩来从中起的作用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下午4点，周恩来在一位军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他看到站起来迎接他的除阎锡山外，还有一个佩戴上将军衔的中年军官。他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位上将的面容，就见他恭恭敬敬地朝自己行鞠躬礼：“卑职卫立煌，今天见到周先生，十分荣幸。”

“啊!你是卫将军!”周恩来立即上前同卫立煌握手，并认真打量他一番，“俊如，十年没见面，变化真大呀。没想到我们又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周恩来的话令卫立煌感到了某种惭愧——那年第14军占领金家寨后，短短3个月内，他的第83师就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900多人，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呀……

阎锡山说：“正好周先生和俊如都在，咱们再好好议议下一步的部署。”

周恩来说：“目前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各界朋友及其他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最严重的情形，就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惟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醒民众’四个字……”

周恩来喝了口茶，接着说：“从军事上说，要改变我们的战略战术，不能只依靠打阵地战、游击战。有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武器装备不如人，这不是根本问题。八路军的武器不仅不如日本人，不如你卫俊如的中央军，就连晋绥军都比不上，不也是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吗?”

卫立煌道：“八路军取得大捷的消息，俊如是在北平西南撤退途中得知的，当时我兴奋不已。我向八路军表示祝贺。”

阎锡山道：“关于八路军129师的使用问题，南京方面授意放在正面，百川和俊如也认为，八路军是一支能打仗的生力军，必能以一当十，希望周先生能够同意这一部署。”

周恩来当即表示：“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赞成把129师调到中路的正面打阵地战。百川先生和俊如将军都知道，八路军长于游击战、运动战，不善于阵地战。所以用于正面防御，是避其所长，就其所短，不仅不能为友军以好的影响，还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恩来主张让他们迂回到日军后方，寻找有利的条件打击日军。”

阎锡山和卫立煌听后，觉得有道理，不再坚持调第129师到忻口正面打阵地战。

后来，卫立煌对人说，周恩来讲的战略战术以及组织群众、武装民众等问题，都是对的，但是不容易做到。在战场上用主动积极的作战方法，从侧面进行包围迂回作战，当然是好，但他深知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的素质，担当不了这种任务。那时他能做到的只是让这些军队能够服从命令，不溃不散，顶住日军就很不错了。

辞别周恩来和阎锡山后，卫立煌回到招待所。他要通第14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负责人吴海德，让他从速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

差不多这个时间，在五台县的小豆村，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见到了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他们同为五台老乡。在讨论晋北局势时，徐向前说：“保定、集宁、沧县已经陷落，日军逼近了娘子关，忻口有没有把握守住?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配合你们打游击战，要打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去!即使整个华北沦陷了，我们也还是在敌后打游击。你们最好也不要用那种死守阵地的消极打法，工事靠不住。从几次和日军接触看，官兵作战还是很勇敢的。203旅旅长梁鉴堂在茹越口以身殉国；在团城口，一个团长率部与敌人拼杀，200多人同归于尽。但由于打法欠妥，阵地一个个都失掉了。”

徐向前又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要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可以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

杨爱源点头称是，说：“希望你们到山上走一走，也给弟兄们讲一讲。”

10月3日晚，匆匆从贵州赶到石家庄的郝梦龄第9军加入第14集团军战斗序列。从这天晚上开始，第14集团军所属第14军李默庵部和第9军郝梦龄部，乘正太铁路线上的窄轨火车赶赴忻口前线。这种窄轨火车每车只能拉一营人，每15分钟发一列，次日下午，当最后一辆车发走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值班的有心人统计了一下：一共发走了94列。

部队经过太原时，补充了被服装具。时值中秋节刚过，每个官兵在太原车站领到两个半斤重的大月饼，上面印有“勿忘国耻”四个醒目的红字。

即将部署到忻口前线的部队，不算八路军和其他掩护部队，仅忻口正面和左、右兵团，计有第14集团军第14军、第9军，以及第35军、第61军、第15军、第19军，第2预备军、第17军以及5个独立旅，总兵力约10万人。

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10月6日晚上，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到达离忻口约25公里的晋北重镇忻县，设立总指挥部。

10月4日这天，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雁门关南的代县城召开进攻太原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板垣和师团参谋长西村利温外，还有步兵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本多政村、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筱原诚一郎、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酒井镐次。此时，日军集结在代县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约有5万余人——还不算战役展开后的补充部队。

板垣说：“遵照天皇陛下的旨意，本师团长受命指挥各位攻占太原。陆军部命令原属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1、2、15旅团归本师团长指挥。方面军决定，在进攻太原的战役发起之后，将继续派遣部队支援我们作战。此外，关东军司令官阁下还承担了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定任务，这样，本师团指挥下的部队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太原进攻。”

板垣来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根据情报，敌人正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布防，准备与大日本皇军决战。忻口以北有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崞县和原平，敌人一定会在这里阻击皇军的进攻，以便完成在忻口的配备。因此，皇军必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立即发动进攻!本师团长命令：本多旅团长指挥所部攻击崞县之敌，筱原旅团长指挥所部攻击原平之敌。其余部队在代县休整，待崞县和原平攻占后，再前出到原平以南、忻口以北地区展开，向忻口敌军发动攻击！”

位于忻县城北25公里的忻口是太原的北大门，它的东面是岗峦起伏的五台山脉，西面是一望无际的云中山脉，两山之间的一片峡谷里，有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山，它便成为这片峡谷的惟一制高点。

滹沱河从北面流来，云中河从西面流来，两河在此交汇东流。北同蒲铁路和太原至大同的公路也从峡谷中穿过。整个忻口地域，自然形成了三山之间夹有两条川道，是组织攻势防御的理想战场。在这种地域中运动的军队，总是三面受敌，无法避免来自横、纵、斜向的攻击。相传因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40日，脱险后回师驻跸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清顺治6年，吕梁农民起义军曾在此与多尔衮部将激战。

当然，向来有晋北锁钥之称的忻口论险要尚不及长城的十分之一，但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阻击地点。这片峡谷、山川、河流在沉默了几个世纪之后，迎来了它最震撼人心的时刻。

崞县。第19军军长王靖国将军指挥所设在县政府的青砖大院里。因这里马上就要打仗，老百姓纷纷出城躲避，就连政府的办公人员都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县政府大院早已人去屋空。

老家在五台县新河村的王靖国被认为是阎锡山最信得过的实权人物之一，他一贯逢迎阎锡山，阎锡山对他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因此，他也受到其他将领的妒忌。抗战以来，第19军被布置在雁门关一带，因此处不是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第19军尚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这令军长王靖国感到窃喜。

内长城一线全面撤退后，王靖国率第19军于9月30日夜间来到阳明堡。这时，他接到了阎锡山的电令，命令他率领第19军以“依城野战”的方式，固守崞县到10月10日，掩护各路大军占领忻口，完成部署。

王靖国这才感到有点傻眼——第19军要在这里坚守10天，而身后，日军的几万大军已经尾追而至，这自然是个相当艰难的任务。军参谋长梁培璜看到，王靖国放下电话后，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

匆匆赶到崞县后，王靖国对梁培璜说：“我判断，日军必然乘突破内长城我军防线的余威，迅速发动进攻。我决定，205旅依据崞县北城，215旅依据崞县西城及南关西南部，209旅依据崞县东城及南关东部，各部经常以三分之一兵力守备城防，三分之二兵力在城外部署，准备作战。”原属第19军的第196旅到原平布防。这样，在忻口大战来临之际，第19军和第196旅便成为最先放在刀刃上的两支部队。

10月4日上午10时许，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在飞机、战车掩护下，向崞县东城和西郊发动攻击，揭开了崞县保卫战的序幕。

中午时分，王靖国再一次接到阎锡山发来的让他“固守崞县，无命令不得后退”的急电。

下午，战区长官部发来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在平绥线作战中，违令擅自率部撤退，破坏了大同决战计划，已被枪决的通报。

王靖国倍感沉重。他不难想到，阎锡山将枪毙李服膺的消息通报各部，首先是给他看的。似乎已没有退路，既然阎锡山铁了心要在忻口打一仗，谁要违抗他的命令，还不是硬往他的枪口上撞。从枪毙李服膺这件事上，王靖国也感到，阎锡山真要急了眼，那是毫不留情的……

紧接着，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派宪兵送来一封信。王靖国深知，那个倔强的、六亲不认的、杀起人来眼都不眨一眨的“黑头张”找上门来绝对不会有好事——果然，他颤抖着手展开信笺，看到这样几行笔力道劲的大字：

王军长览：

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天之幸。再失此城，国法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

梅手字

王靖国脸当即变色。

布防在城北地带的是第205旅。从10月5日拂晓开始，日军从北、南、西三个方向对崞县城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尤以北面的攻势最烈。

第205旅旅长田树梅将第407团布置在正面。初次同日军交手的第407团官兵杀敌情绪虽然高涨，但日军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低空扫射、轰炸令他们难以招架，根本没有能力主动反击。不一会的工夫，外围阵地被突破，日军很快攻到北城根下。旅长田树梅光着膀子来到北城墙下督战，该团的两个营拼死抵抗，好不容易将日军的冲锋打退。

未及喘口气儿，日军的炮弹扑天盖地一排排打过来，设在北关的第407团指挥所的一间窑洞被炸塌，上校团长刘良相、中校团副高育麟以及众多的通信兵、传令兵被埋在里面，全部遇难。失去指挥后的第407团阵地逐次被突破。已转到第410团阵地督战的旅长田树梅闻讯赶来，迎面碰到第407团营长柳青魁。田树梅问：“你的部队怎么样了?”

“没有收集起来。”柳青魁嗫嚅道。

“你们团长呢?”

“被埋在了窑洞里。”

“你刨了没有?”

“没，没有刨。”

“团长死了，还有营长，谁叫你们撤的?你为什么不指挥作战?”田树梅越说越上火，他当即命令随从，将柳青魁就地枪毙。

田树梅刚刚将第407团的溃军堵住，第410团的传令兵又急冲冲跑来报告：该团团长石焕然在激烈的混战中被流弹击中牺牲。

至5日傍晚，第19军在城外的阵地全部丢失，各部均退回城内负隅顽抗，同攻入城内的日军展开巷战。这天夜里，王靖国多次组织部队向敌逆袭，试图恢复被日军占据的某些阵地，均未奏效。6日，双方又混战了整整一天，第19军伤亡过半，崞县城眼看不保，王靖国束手无策。

入夜之后，已经开始有官兵从东城墙上跳下逃跑，而且居然有人将王靖国派往东门的警卫人员砍首，夺门而出。王靖国慑于军令，不敢擅自撤守，军参谋长梁培璜将情况电报阎锡山和赵戴文，建议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退出城外，东渡滹沱河，回身扰击敌后。阎锡山未予理睬，赵戴文却回电说：“如果情况属实，可如拟办理。”这无疑是一纸救命电，为第19军撤守崞县找到了依据。

7日拂晓前，第205旅上尉参谋李晏仲跟随旅长田树梅到南门集合，准备撤退。李晏仲看到此时南城门洞里围了很多人，他听到军长王靖国大声说：“我不走了，你们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们不忍心，就用被子包住我再开枪。”李晏仲一下子意识到王靖国在装腔作势，玩弄花招。如果真的决心与崞县城共存亡，就应亲率部队与敌死拼，拼死在日军刀枪之下，何必在临阵逃跑时叫下级打死自己呢?

王靖国没有完成阎锡山令他守到10月10日的任务，但他并没有受到军法制裁，不知执法总监张培梅作何感想。4个多月之后，性情极为刚烈的张培梅最终却因王靖国而死——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张培梅亲赴隰县石口镇督促王靖国坚守阵地。王靖国说：“3天之内可以守住，3天以外不保。”张培梅说：“我一定找部队增援你，3天之内只要守住就与你无关。”不料，第二天石口镇便已失守，王靖国逃之夭夭，张培梅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要求处决王靖国，并亲自带执法队乘车寻找王靖国，以便就地正法。阎锡山出面干涉：“咱们就这几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靠得上谁。”张培梅说：“抗日救国，不成功，便成仁，吾法不行之人，当行之己，吾若效彼败军之将，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心如刀绞的张培梅悲愤无奈，吞服鸦片自杀，弥留之际，赵戴文让张的两个儿子跪在床前，央求他快服泻药，但他拒绝施救。他对赵戴文说：“次陇，我是战区执法总监，却不能处决抗战不力的王靖国。我早就说过，军法如不能绳之于人，必绳之于我。百川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这次将山西大片土地丢掉了，我心疼呀!我发过誓，绝不活着退过黄河，誓与家乡共存亡……”

在西安，各界人士为张培梅举行了追悼会。偏偏是阎锡山的祭文最具文采：“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乃自了，遗其妻子，别其朋友，君乃自了矣!我则不作如是感。我国有二千年大一统之光荣，亦随有二千年大一统之遗毒，使维新革命均无大效，经此疯狂自损之日本军阀一大打击，必能去旧鼎新，而成现代化之国家。我不悲观……君之清廉无积，我所素知，家庭生活我负其责，君可释念。”

第19军是在混乱中撤退的，过滹沱河时，军山炮营的10门日本三八式野炮只带走了1门，其余9门陷在河中。军参谋长梁培璜以为这些宝贵的武器可能长沉河底了。哪想当他们到达忻口的右侧背时，八路军的一支队伍拉着那9门大炮赶上来物归原主。

南撤的道路上，第407团3营9连连长王伟见到八路军与他们交臂而过。八路军军容齐整，精神抖擞。有人问：“崞县城都丢了，你们到哪里去?”回答说：“我们打游击去!”这是王伟第一次看到八路军，他心里不禁暗暗钦佩。

10月初的夜晚虽然寒气袭人，但白天仍令人感到舒适，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第196旅旅长姜玉贞少将迎风站在原平镇外的土围子上，望着他的部队渐渐开抵原平附近。这是10月1日的上午。姜玉贞是山东菏泽人，他有着山东大汉的身躯，模样威武，性格粗犷，治军有方，作战勇敢，而且有一副侠义心肠。

第196旅大约有官兵4000人，由于是晋绥军中的杂牌，姜玉贞又不是山西人，尽管他资格比较老，还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但一直未受阎锡山重用，武器装备也不如人，他心里自然有些窝火。然而他相信自己的部队能打仗，弟兄们不怕死，这就够了。日军攻入山西后，他多次对部下说：“咱们要在战场上和那些五台派比一比!”

姜玉贞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他看到原平镇周围都是平坦的开阔地，地里种着高粱。同蒲铁路及公路由西关外2.5公里处平行着通过，滹沱河从镇子东面2.5公里处由北向南流去，河的东岸即是深颜色的山麓，镇内有千余户人家，周围用并不高大的土堡围起。从原平到忻口仅有15公里远，它是忻口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天早些时候，姜玉贞接到了阎锡山令第196旅在原平死守7天的电报。当他把这个命令向团营的官佐传达后，官兵们三传两传就变成了：“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7天。”

姜玉贞问站在他身边的旅参谋长谷泰：“部队都到了吗?”

谷泰回答：“已按旅长的部署，391团守火车站，392团守公路，413团为旅预备队，炮兵在镇内放列。”

姜玉贞说：“各团要迅速征集给养及防御工事器材，构筑阵地并扫除阵地前射界，标定距离，还要构筑防空洞。另外，晓谕妇孺即时离镇。”

谷泰道：“是!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好?”

姜玉贞说：“镇内邢家花园。”

10月2日那天，即有小股日军来犯，在火车站附近被击退。到10月4日中午，日军独立第15混成旅团由崞县城西迂回过来，大规模的战斗就此打响。

最初的激战在镇外进行，白天主要是炮战，然后日军少量步兵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向前沿阵地冲锋。第196旅每团有一个迫击炮连，旅部直辖一个炮兵营。炮兵营共有12门山西制造的“一三”式山炮，这种炮射程约7000米，射击时需要7人协同操作，行军时靠骡马挽拽或驮载。由于炮兵营的成员大多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起初同日军进行炮战时并不示弱。一天傍晚，炮营3连的瞄准手孙定康站在一个较高的建筑物上向远处瞭望，他是个烟鬼，抽旱烟也抽洋烟，有时还偷偷摸摸抽大烟，人称老炮筒，但他炮打得准，打起仗来不含糊，多次作为军里的炮兵尖子给别人作示范。这时，孙定康隐约看到远处的高粱地里有一团火光，周围有很多人影在晃动，立即意识到这是鬼子在做饭。他眯起眼睛，目测了一下距离——约有2.5公里远。于是，他马上从墙头上出溜下来，找到连长说：“鬼子在吃饭，奶奶的，咱趁机给他一炮，叫狗日的端着饭碗上西天!”连长说：“打了一天了，让弟兄们歇歇吧，算了算了。”“我就打一炮行不?”“你打一炮，他还你十炮，得不偿失。”“这我不管，我只保证一炮命中。”连长有些动心：“你有把握吗?”孙定康认真地说：“要是打不中，你枪毙我!”“好吧，那就打一炮，打完赶快转移阵地。”孙定康咧嘴笑了。

赶忙将其他人喊来，孙定康把手中的烟蒂甩出去，俯下脑袋，眼睛几乎贴在大炮的瞄准镜面上，按照别人报给他的数据，很快瞄准了。紧接着，一颗炮弹呼啸着飞出。站在高处观察的人大声说：“嘿，打中了!打中了!”

这一炮，正好击中日军的饭锅，大约20多个端着饭碗的鬼子被炸飞。

旅里没有高射炮，对日军的飞机便没有任何办法。敌机紧贴着地面扫射、轰炸，尾部喷出的气流居然能将高粱秆子连根拔起。一次，一架飞机竟把一座建筑物的屋脊挂倒。躲在简易工事里的官兵大批伤亡。

对城外阵地冲击最大的除了飞机，还有坦克。

第391团1营2连的阵地在原平火车站的西北面，连长杨明甫反复交代，日军冲锋时，不要管坦克，先打步兵，消灭了日军步兵，坦克就起不了什么作用。6日上午，约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向2连阵地扑来，2连的两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一起开火，日军抵近后，他们又甩手榴弹，很快将步兵击退，但那两辆坦克却没有退，一直向前冲来，杨明甫一挥手：“爆破手，上!”话音未落，两个怀抱炸药包的士兵跳出战壕，然而他们刚刚前冲几步，就被坦克上的火力击中。杨明甫再一挥手，又上去两个，没跑出多远，2人全部中弹。眼看两辆坦克就要横辗战壕，仅有的4个炸药包又全被爆破手带到壕外，大伙惊骇不已。这时，从杨明甫身边嗖地窜出一个小个头士兵，只见他灵巧地接近行进在前面的那辆“九五”式坦克，飞身跃上车顶，将手中的两颗特大号手掷弹从一个窗口里塞进去。一股浓烟冒出来，这辆坦克瘫痪在地。后面的那辆赶紧调头逃走。然而，没等小个头士兵跳下坦克，一阵机枪子弹扫过来，他身子一歪，扑倒在车顶。

泪水模糊了杨明甫的双眼——这个小个头士兵叫王家海，他只有16岁。半年前，部队在娘子关、井陉一带做国防工事时，团部派人将从附近刚征集来的8个小伙子送到2连，其中就有王家海。他的个头那么小，仅1.5米出头，眼睛倒是很大，一嘴细牙闪着亮光，嘴唇上几乎连茸毛都没长出来。杨明甫望着比自己矮一头半的王家海，怜悯之情在涌动，他说：“你如果不想当兵吃粮，给我说一声，我放你回家，你太小了。”谁知王家海却说：“连长大叔，是我自个愿意来当兵的，我要跟你好好干，混好了，挣了钱，到石家庄的大医院给我娘看眼病。”——他家里很穷，父亲原是个挖煤工，前年在井下遇难身亡，母亲偏偏又是个瞎子，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嫁给外村一个50多岁的地主当小老婆。临上轿时，姐姐哭得很伤心。

一个月前，部队开往晋北。行军途中，王家海小声问杨明甫：“连长，打起仗来怕吗?”杨明甫安慰他：“不用怕，怕也没用，子弹专找胆小的。”来到原平后，杨明甫特意对他说：“你就跟着我，我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前天，日军第一次进攻2连阵地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身边，王家海左臂负伤，他当即就哭了。杨明甫一看仅仅是擦破了点皮，喊过卫生员给他包扎，并厉声说：“哭什么!还没掉脑袋呢。”王家海抹了抹眼泪，抓过那支比他短不了多少的中正式步枪，卧倒瞄准。在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他既兴奋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连长，我刚才打死了一个鬼子，我看清了。”杨明甫鼓励他：“小王，你会成为一个好兵的。”

现在，杨明甫抱着王家海的尸体，泪水四溅。几天前，这个小不点儿对他说，他长高了，当兵后长高了半头，日后回家娘一定能够摸得出来。前些日子，他的瞎眼娘已经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媳妇，比他大三岁，腿有点小毛病，但能干活。他曾腼腆地对杨明甫说等打完鬼子再回家娶媳妇……

10月7日，原平镇外的阵地全部丢失，拿下崞县的日军增兵猛攻原平，下午，一部日军从土城的东北角突入镇内。此时，姜玉贞又接到了阎锡山令第196旅续守3天的命令。

这天晚上，第392团少尉副官田家德跟随营副吕子茂在城边巡查，曾碰到也正在巡视阵地的旅长姜玉贞。姜玉贞身着黄呢将校服，仅带几个卫兵。令田家德惊奇的是姜旅长的脖子上还挂着两个大号的手掷弹。田家德一下子便感受到了姜旅长誓与原平共存亡的决心。

原平镇内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街，日军渐渐占据了东半部，第196旅所剩官兵顽强地扼守住西半部。双方各自在自己一方的商店橱窗或房屋的窗口用土袋作掩护，白天对峙，半截枪管密密麻麻地伸在土袋外面，很是壮观。到了入夜，则互相发起袭击，逐屋逐院逐巷进行争夺，肉搏时的喊杀声响彻全镇。

一天晚上，第392团的士兵捉回一个日军中队长，那家伙身带手枪、军刀、手表和温度计，腰间的牛皮图囊里有地图和全家像。报告旅部后，姜玉贞打电话请示阎锡山，阎命令派人送到太原。但士兵们在将俘虏送至旅部的过程中，你一拳我一脚，竟把俘虏给打死了。姜玉贞十分生气。

战斗进行到10月10日下午，第196旅仅剩官兵千余人，第413团团长崔杰阵亡，第392团团长张振铃重伤，营连排长大都伤亡。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第196旅退守到城西南角一隅，右臂负伤的姜玉贞仍坚持不退，督促部下拼死抵抗。同时，他给阎锡山发报：“我旅正与敌人逐院逐巷死拼，请长官放心。我已告忻口前线指挥郝梦龄将军，在援军未到忻口，新阵地未布置好以前，姜某绝对死守原平，望长官绝不因原平危机而生顾虑。”

10日晚，在全旅即将覆灭之际，姜玉贞下令突围。官兵们只能从西南城根匆匆挖好的一个洞口往外钻。不料洞口外的开阔地又被日军的机枪封锁，每次冲出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牺牲，尸体把洞口都塞满了，后面的人只得先拖开尸体再往外冲。冒死冲过那片火光闪闪的开阔地，进入高粱地就比较安全了。

姜玉贞随最后一批人出城，这时天已亮了，日军发现了他们，一阵密集的炮火打过来，姜玉贞中弹殉国。

第196旅坚守原平至11日早晨，为忻口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旅仅剩官兵五六百人。日军伤亡千余人。当他们沿公路南撤路过忻口时，看到路边站满了执法队，其他部队的溃兵一律收容，有些杨树上还挂着鲜血淋漓的人头——那是冒充伤兵被查出后砍头的。但对第196旅退下来的官兵不加阻拦，执法队的人说：“这是阎司令长官和卫总司令的命令。”

11日上午，板垣征四郎在参谋长西村利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原平。日军正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未及清理的中国士兵的遗体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板垣感慨地摇摇头。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筱原说：“据武汉电台广播，指挥原平支那军作战的196旅旅长姜玉贞已经毙命。”

板垣说：“姜将军是个英雄。遵照皇军的习惯，应在他战死的地方立碑纪念。”

“只是我们不清楚姜旅长战死的地点。”筱原说。

“那就写在你们旅团的战斗详报上，让其载入史册!”

太原。阎锡山赋诗纪念：“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

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第196旅荣誉旅称号，永远保留之，并明令褒扬姜玉贞。褒扬令称：

查姜玉贞久历戎行，夙称忠勇。此次奉命抗敌。坚守围城，竟以身殉。眷怀壮烈，轸悼实深。应予明令褒扬，并追赠陆军中将，交行政院转饬军政部从优议恤，以彰忠烈。

如果从10月上旬的高空俯瞰晋北大地，便会看到这样一种奇观——在内长城以南，几万大军正朝忻口方向蠕动，数十路纵队蜿蜒交错，掀起的黄尘不时地遮蔽了天空；而在太原至忻口的同蒲铁路上，小火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远道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主要依靠铁路运兵。

10月6日夜晚，忻口战役前敌副总指挥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到达金山铺。金山铺紧靠同蒲铁路，离忻口约有3公里远，这里是傅作义预定的第35军指挥地点。次日一大早，傅作义站在指挥部附近的空地上踱步，像突然想起什么，他问参谋长陈炳谦：“各部都到了什么位置?”

陈炳谦答：“除客军一部已占领阵地外，其余部队尚在途中，总的来说行动缓慢。”

傅作义说：“形势不容耽搁。马上给董其武发报，让他先派1个营乘汽车火速开赴忻口以北云中桥附近抢占阵地，掩护中央军、晋绥军向忻口集结!”

差不多这个时刻，第61军军长陈长捷率第72师到达五台县的豆村。沿途得知，溃兵四处乱窜，随便派饭投宿，勒索百姓财物，甚至强奸妇女，连佛教圣地五台山都遭到了洗劫，陈长捷忿而无奈。这天早晨，在豆村村口，有六七个村民捆押着一个溃兵来到陈长捷面前，村民们诉说他枪杀了一个抗拒强奸的少女。

陈长捷当即气得脸膛发紫。他盛怒不休，破口大骂，然后拔出腰间的手枪，亲手将那个溃兵击毙于路边。

截止到10月11日，先期赶来的中央军和稍后赶到的晋绥军终于在忻口前线布防完毕。中央地区：郝梦龄第9军(辖刘家琪第54师、郑廷珍独立第5旅)、李仙洲第21师、傅作义第35军、陈长捷第61军，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副总指挥陈长捷；左翼地区：李默庵第14军(辖彭杰如第10师、刘戡第83师、陈铁第85师)、朱怀冰第94师、郭宗汾第2预备军，总指挥李默庵；右翼地区：刘茂恩第15军，总指挥刘茂恩；总预备队：高桂滋第17军。另有炮兵9个团支援作战。加上战役过程中投入的部队，忻口战场共有90多个团——其中多数部队经南口、天镇、平型关等战役，均有严重减员，未及补充。

首当其冲的是郝梦龄第9军。

忻口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村子的西北面为红土山梁，梁北的云中河，流经忻口北约2公里的界河铺汇入滹沱河。滹沱河在此折向东北。这样，忻口村被夹在红土山梁与东面的灵山之间，形成南北之间的险要孔道，而忻口左右的两侧山地，分向东、西延伸，成为面对北方的天然屏障。环绕着方园20公里红土山梁的忻口、界河铺、关子村、南怀化、下王庄、泥河、旧河北等村落便成为忻口战役的主要战场。

从1935年开始，阎锡山派晋绥军炮兵第25团的一个营，在忻口西北面红土山梁的后沟及沟外的东崖下修筑战备窑洞，一直修到抗战爆发前，总共修成47孔窑洞。这些窑洞全部用石块砌成，既深且宽，最大的深20余米，宽在3米以上，高约4米，洞门像城门状，上有石垛，垛下有“第×号”字样的横匾，字形端庄，一尺见方。预定忻口战役中央兵团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些窑洞里。

半个多世纪后，这47孔窑洞仍坚固完好，但很少有人来凭吊。物是人非，欲说还休，无语泪不流……

10月5日零点刚过，一列小火车长嘶一声，在忻口车站摇晃一阵，然后停下。从火车中部的车箱里走下一位身着将校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他就是刚刚担任第9军军长不久的郝梦龄。

有飕飕的西北风刮过来。一轮残月挂在西边的天际，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在闪耀。部队陆续下车，车站上乱糟糟的。几只提在铁路员工手中的马灯晃来晃去。

这年39岁的郝梦龄身材魁梧，略略发胖，留着平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下车后，郝梦龄暂时住进村北一个叫李存全的人家里。

郝梦龄祖籍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29岁时，他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30军第2师师长，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率部转战于豫、皖、湘、鄂、冀等省，屡建战功。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国民政府授予他二等宝鼎勋章。

虽然在军阀中闯荡，郝梦龄却惊人地保持了洁身自好。他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狎妓，更不纳妾娶小，从不克扣军饷，而且在他的部队中也坚决禁止赌博、吸毒、纳妾等恶习。手下有个旅长因为吸毒，他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他的叔父在他手下当军械处长，这位叔父违犯军纪偷偷纳妾，他知道后当即决定将叔父遣返回乡。叔父前来求情，他说：“在家里您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您：在军中您是我的部下，我不得徇私情呀!”

1930年10月，郝梦龄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置身于官场的他常遇到宴会中狎妓一类的应酬，他虽深恶痛绝，但又不便指责同僚。为此，他想出一个妙法——每次赴宴时都带着6岁的女儿慧英同往，同僚们不好意思在女孩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出身于贫穷人家的郝梦龄具有深切的爱民之心，他的部队以纪律好而著称。有一次行军作战，遇到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一名士兵强拉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他听说后当即传令将这个士兵枪毙。行军宿营时，他尽量指挥部队在野外露宿，如果迫不得已进村，只能铺柴草席地而眠，出发前还要将柴草放回原处，水缸挑满水，院子扫干净，并指派值日官检查有无违纪情况。他还自编了一首军歌让部队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

他身经百战，但他对“人民遭殃、流血千里”的内战感到惭悔和痛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他曾请求解甲归田。1937年5月，他再度提出辞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正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的郝梦龄顿觉一股豪情涌满胸间，他对妻子剧纫秋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我应该去与敌人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