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盛世文治（1 / 2）
我们讲述了乾隆统治成就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没有讲，那就是文化。
所谓“以武开基，用文致治”，文化繁荣，是一个盛世的必要条件。那么，乾隆朝在文化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应该说，成绩也是空前绝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乾隆年间，官修大型图书达到一百二十余种。什么叫官修呢？就是由政府组织编写，比如从唐代以后，历朝国史都是官修的。官修之书，集全国之力，写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头的典籍。一般的皇帝，在位期间能修个三种五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两朝，修书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这两朝加在一起修了多少种呢，也才三十多种。而乾隆一朝就修了一百二十多种，而且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书籍，你比如《清文鉴》《大清一统志》《续通典》《大清会典》《石渠宝笈》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籍。
当然，在这一百二十种书当中，最重要的，最广为人知的，是《四库全书》。“四库”，是指经、史、子、集这四类，“全书”，是指收入这部丛书中的书，都是全本抄录的。因此所谓《四库全书》，意思就是说，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的文化典籍，都按经史子集这四类汇集整理到一部丛书之中。这部丛书，确实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怎么个空前绝后法呢？首先，它部头最大。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部头多大呢？各一千卷。明朝的《永乐大典》，非常厉害了，二万二千卷。而《四库全书》呢，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近八万卷，字数是多少呢？八亿字。那么，这么大的一部书，多长时间能读完呢？我们今天一般人的速度，是一天十万字，这是指读浅显的白话文。那么，《四库全书》中没收白话文，它的内容都是严肃深奥的典籍，我们一天能读三万字就不错了。按这个速度算一下，一个人要读完它，需要七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整整一生，规模如此之大的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部头大，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它保存了三千五百种重要的文化典籍，另外还有存目的六千七百种。
那么，乾隆皇帝怎么想起来要编这样一部“旷世”丛书呢？有人说，那还不简单吗？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成绩呗！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乾隆编这部书，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光明正大的一面，又有非常隐秘的一面。非常隐秘的一面是什么呢？让我们先从一个案件讲起。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他腋下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前来告状。
这个中年人叫王泷（Ing）南，在当地很有名。有什么名呢？他是新昌县著名的“光棍”，就是地痞流氓。平日是横行乡里，做了不少坏事。他挟着的那本书呢，叫《字贯》，是当地乡间的一位举人，叫王锡侯，编的一本字典。
为什么拿着一本字典来告状呢？王泷南告诉县令说，这本字典写得十分“狂妄悖逆”。
新昌县令和这个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是个光棍，也知道他和举人王锡侯一直有矛盾，所以对他很警惕。县令接过字典，粗粗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县令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字典的《自序》中提到了他编这本字典的动机，什么动机呢，是因为《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不太方便，所以他编了一本新字典。他说：“《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清代文字狱档》）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他的这部《字贯》，最大的创新是把字按字的意思排序，把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一起，这样就方便查找了。
县令听了王泷南的解释，仍然没明白：“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赤白脸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竟然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一听，差点没气笑了：“哦，原来如此！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不过这话一出口，县令突然意识到这句话不妥。因为他知道，当今皇帝对任何有反清苗头的文字都很重视。自己别因为这件事惹上什么麻烦。想到这，县令眼睛一转，对王泷南说：“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吧。”
过了几天，案子的卷宗就报到了江西巡抚衙门。巡抚海成也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几句话，你往轻了说，什么事都不算，往重了说，顶多算得上有点“狂妄”吧，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还是慎重点好，宁重勿轻。所以他写了一份汇报，说这事虽然说不上“悖逆”，但王锡侯这句话毕竟语气有点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这样处理，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想得到，这样一道奏折差一点要了他的亲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乾隆皇帝那。乾隆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漫不经心接着往下翻，一页一页往下看，读到第十页，乾隆突然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
原来在第十页上，出现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祯”和“弘历”这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比如“胤祯”二字，你就可以写作“允正”。
王锡侯这本是一片好心，但是乾隆皇帝却非常生气。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出来也不能直接写出来的。所以你看《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林黛玉读书，遇到“敏”字的时候，一定要念成“密”字，写这个“敏”字，也一定要少一笔，就是这个原因。美国人可以直接管他的老爹叫什么汤姆或者彼得，但是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乾隆说，你王锡侯名义上是提醒别人，可是你自己把这六个字完完整整地写在字典里，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乾隆大动肝火，提笔在巡抚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清代文字狱档》）接着又在批复中大骂海成，说《字贯》中的这个“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乾隆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生活中需要避讳的字太多了，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大爷的名字，岳父的名字，太多了，谁都有可能不小心犯个一两次。刚即位的时候，乾隆皇帝对这个事还曾经专门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就是说，触犯避讳，不是什么大事，我不在乎。表现得很开明。所以，地痞流氓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要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拿这个犯忌讳的事做文章。那么，乾隆为什么偏偏要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这说来话长。乾隆这样的政治家，心思是非常之深的，他的一举一动，包括看起来非常偶然的一次发火，那都不是一时冲动，背后都有他的政治考虑。他之所以要借这个事朝海成发火，与官修《四库全书》以及由此引发的献书、查书运动有关。
我们说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清帝国登上了盛世的顶峰。朝野各届都欢呼称颂，赞扬乾隆皇帝的英明伟大。不过，难得的是在这样的顺境下，乾隆皇帝并没有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pō），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达到顶点，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换。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乾隆就一再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的时候，越要振作精神。乾隆知道，保持盛世要难于创造盛世，你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防止大清由盛转衰。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我们不是说过，乾隆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清除掉了吗？但是通过我们以前讲过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私藏野史案，乾隆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虽然到乾隆中期，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民间社会还有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这说明，老百姓的反清复明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这对清王朝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怎么办呢？乾隆想到了修书。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乾隆提出要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旨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来囊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成果。
那么，修《四库全书》，就要搜集天下所有古籍。因此乾隆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古籍活动。他专门派人到各省，悬赏重金，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乾隆特意在谕旨中说：“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清高宗实录》）意思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每个字都正确，即使有点违碍之处，你们也不必害怕，大胆向我进献吧，我不会怪罪你们！
圣旨一下，一年多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帝献了一万三千五百部藏书。
乾隆一看各地献书如此踊跃，自然十分兴奋。他把这些书拿过来，一一翻阅。然而读了几天，乾隆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有点反清倾向的。这显然不正常啊。乾隆很生气，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pòu）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你们弄到一万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这种情况难道正常吗？
进献的书没有问题，乾隆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反而大动肝火呢？原来，乾隆编《四库全书》，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借此大兴文治；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那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违碍书籍”在民间到底有多少。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老百姓不敢把犯禁的那些书献出来。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乾隆也就不再隐瞒他的意图了。在开始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清高宗实录》）。就是说，要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书籍交出来。
然而，查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很不积极。因此乾隆皇帝非常郁闷，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想制造一个响动，给全国官员敲个警钟。王锡侯案，正好撞在了这个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