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登上盛世极峰（1 / 2）

处理张廷玉，是乾隆王朝在出现全盛之势前的最大一个政治行动。处理张廷玉这个事，有一个代表性，就是代表着乾隆整顿朋党的成功，也代表着乾隆防范体制内的五种力量：后妃、皇族、太监、权臣、朋党的威胁的最终成功，这就为乾隆王朝出现全盛，创造了条件。

我们提起乾隆，每个人头脑中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盛世之君。确实，大家都知道，清代有过一个康乾盛世，那么这个盛世的起点，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为这一年以前，康熙平定了三藩，这一年又收回了台湾，天下彻底太平。终点是嘉庆四年（1799年），因为这一年乾隆去世，长度是一百一十五年。那么在这个一百多年的盛世中，有一个公认的全盛时代，那就是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这二十一年。人们公认，乾隆全盛时代，不光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最鼎盛的时代。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说，乾隆全盛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其盛况远远超过汉唐宋明在内的所有王朝。因此我们说，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统治成绩，夺得了第一名。

那么，为什么是乾隆而不是其他皇帝夺得了这个第一呢？乾隆全盛之势的到来，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我想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是我们刚才讲的，乾隆有效防范了体制内的五种政治势力，保证了政治纪律的严明，这是我们以前一直重点讲述的内容。

第二点，是乾隆打造了一支高效率的官僚队伍，这是全盛之势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第三点，则是乾隆本人的勤政。

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就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他是否勤政，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

在中国历朝历代，绝大多数皇帝上朝，都是要等大臣们来齐了之后，皇帝的大驾才姗姗而来，是大臣等皇帝。可是在乾隆一朝，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什么情况呢？皇帝等大臣。因为乾隆太勤快了，每天早上不到五点他就起床了，天还没亮，他就已经穿戴整齐，把朝珠什么的都挂好了，坐在那等着上朝，然后一趟趟派太监出去，看看大臣们来齐了没有。经常是太监们跑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到齐了。这期间，乾隆经常等得不耐烦，也不能总是傻坐着啊，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东翻西找，看书来打发时间。

所以乾隆皇帝经常发火，在《清高宗实录》中，乾隆曾经这样训斥群臣，说：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

就是说，我每天啊，天没亮就起来，等你们来。都是要问好几次，你们才来齐。今天又是这样，你们到我这都不着急，你们上班是不是更不上心啊？

乾隆个人的勤政，是乾隆达到全盛的第三点原因。

第四点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乾隆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当时，天降大雨，一连下了七个昼夜，城里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里的老百姓房子都进水了，只好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在城墙上搭些窝棚，在那里住。住了半个多月，水还没退，这时候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粮食都吃光了。眼看着几万名老百姓都要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时候，德州城里是有粮食的。在哪呢？在官仓之中。因为山东粮道衙门的官仓设在德州。但是这时候，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山东督粮道颜希深，不在城里，发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了。督粮道，是掌管粮食收支的道员，他不在，没有人敢打开粮仓。为什么？因为清朝规定，动用官仓的粮食乃是国家大事，一定要由督粮道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放粮。否则“擅动仓谷”，是一项极大的罪名，事后你不但要丢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粮，还要你自己补赔给国家。那谁敢放粮啊！所以城里其他官员只能眼睁睁坐在那等着颜希深回来再说。

颜希深家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姓何，何太夫人，听说这种情况，十分生气。老太太把管官仓的官员叫到家里，大发脾气，说：

“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数十万灾民将成饿殍（piǎo）矣！君等无须忧虑，宜速开仓放赈，如有议处，吾子功名可不必计较，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陆以恬《冷庐杂识》）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这些吗？你走完这套程序，几十万人都饿死了。你们别怕，快点开仓放粮。如果有什么处分，我儿子顶着。要是赔钱，我就把我这些家产都变卖了赔，总可以吧？

老太太这么一说，别的官员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粮仓，数十万饥民，就活下来了。

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知道“擅动仓谷”，这是蔑视国家体制的严重违法行为啊，马上向乾隆举报。没想到，乾隆得知此事后，在奏折上愤然批道：“汝为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保举而反参劾耶？”就是说“有这样的贤母和好官，巡抚应该举荐啊，怎么还能弹劾呢？”乾隆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希深也因此仕途一路通畅，很快做到了督抚的高位。（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这个处理一样，我们说过，乾隆这个人特别精明，凡事都斤斤计较察察为明，但是只有一点，他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钱花得多一点，也不愿意出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现象。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

所以我们查档案，乾隆朝救灾，花钱确实是非常大方。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清高宗实录》）就是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和历代相比已经很多了。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用了多少呢，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这样一算，乾隆年间，平均每年救灾的钱，是雍正年间的十多倍。所以纵向比较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救灾最为卖力的皇帝。

除了救灾最舍得花钱，乾隆还有一个历史纪录，那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慷慨的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减免的民众税款，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多的。我们以前说过，乾隆登上皇位后头一年，就把雍正年间天下老百姓所欠的农业税全都免了。在此后六十多年当中，乾隆皇帝多次免收了农民的农业税。他先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元年（1796年），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什么意思呢？全国老百姓应该交的农业税，全都不要了，一文钱不要。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农业税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所以全都不收了，影响非常大。这五次，一共少收农民白银一亿四千多万两，粮食一千二百万石。再加上局部的减免，据一本研究清史的专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书统计，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二亿零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朝之冠。乾隆年间，所减免的农业税，相当于五年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在位六十多年，有整整五年，不收全国人民一分税钱，这个手笔，在中国古代史上，确实是没人能比的。

乾隆如此大手笔地花钱赈灾、减免赋税，当然说明乾隆这个人很善良，关心民间疾苦。但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是用个人品质所能完全解释的。在乾隆这些慷慨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动机。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前面，我们讲过，乾隆即位之初，就总结了五种威胁皇权的因素，这些都是官僚体制内的因素。除了这五项之外，乾隆还总结了另外两大外在因素，一个是敌国外患，就是外部侵略势力。另一个，就是民间的起义，会从社会底层颠覆国家。因此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乾隆关心百姓生活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除了救灾和减免赋税，乾隆在改善民生上，还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

红薯和玉米，原来都是美洲的作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高，又耐旱、耐涝，什么地方都能长。但是乾隆以前，这些作物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传到了中国，却没有多少人种。因为老百姓不太明白这个新鲜事物怎么种，特别是红薯，需要到南方去引种，非常麻烦。乾隆积极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设立了科技贡献奖，谁在这方面有贡献，就给谁奖励。当时有一个福建监生叫陈世元，到山东做买卖，正好遇到山东旱灾，种什么什么死，老百姓吃不上饭。陈世元说，你们听我的，种一个新品种，叫甘薯，这东西不怕旱。老百姓不相信，陈世元说，你们种，到时候不收，我赔你们钱！说着自己捐钱出路费，从福建运来薯种，许多老百姓种了。到了秋天，大家到地里一挖，好家伙，“子母钩连，如拳如臂”，红薯如同小胳臂那么粗，一吃，甜脆可口，非常好吃。于是大家轰嚷动了，从此在山东推广开来。乾隆听说了这件事，赏陈世元一个官，叫国子监学正。山东按察使陆耀，这个人有点研究精神，亲自编写了一本《甘薯录》，教大家怎么种甘薯，效果不错，被乾隆晋升为湖南巡抚。玉米也是在乾隆时期，在全国推广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只有力的助推火箭。正是这两种作物的成功推广，使乾隆朝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纪录。中国历代的粮食总产量是多少呢？汉朝是417亿斤，唐代为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所以正是粮食不断增产，才使乾隆朝发生人口爆炸，才支撑着各项社会经济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这是第四点，乾隆重视农民和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