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嘉年华（1 / 2）
谢晦和徐羡之等人眼力不错，他们选择刘义隆接任皇帝之位是正确之选，尽管对于他们个人的命运而言，这种选择是一场灾难，但于整个国家而言，他们的选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因为宋文帝刘义隆算得上是位称职的君王，在时长一百七十年，由宋、齐、梁、陈四支代表队共同参加的体育比赛中，以刘义隆为绝对主力的刘宋代表队打出了整个上半场唯一的一个小高潮：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连头带尾存在了三十年，历史上将宋文帝执政的这三十年称之为元嘉之治。
南朝四个朝代总共持续了一百七十年，产生了二十五位皇帝，三十八个年号，但以“……之治”模式命名的只有刘义隆的元嘉政权。我们都知道，“……之治”是国优标志，只要被冠以“……之治”称号，就表明此时代是大大的和谐盛世。汉朝的文景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每一个“之治”之后都链接着英武的皇帝。
虽然和上面提到的几位“……之治”级的英明神武皇帝相比，宋文帝刘义隆还有些差距，但并不妨碍我们把竖起的大拇指送给他，至少他在他所在的时代是处于翘楚地位的。历史给了宋文帝和他的元嘉政治特别积极正面的评价：“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
用现代文翻译出来，这句话属于钻石级好评，说宋文帝仁爱忠厚，谦恭节俭，遵守法律但不严苛，宽容待人但不溺纵。以德服人、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依法治国，这些明君必备品质一个都不少，简直就是雷锋加焦裕禄加孔繁森加包拯似的完美皇帝。
元嘉之治就被夸得更完美了：“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
好一幅田园人家图啊！
全国一片安宁恬谧，没有战争，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抗暴，没有人拒交公粮拒服劳役。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怡然自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乡里街巷之间，到处都飘荡着琅琅读书声。
相比于东晋以来不停地打打杀杀，人民转死沟壑、逃荒要饭、朝不保夕的境况，元嘉期间的安定平静局面显得难能可贵。经过刘义隆三十年的治理经营，元嘉政治达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高峰，是南方政权两百多年间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演绎了一场五彩缤纷的南朝嘉年华。
为什么元嘉政治能那么热火朝天、朝气蓬勃呢？
首先一点是得益于刘裕的贡献，刘义隆是站在他爹刘裕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摘到个大汁多的桃子的。没有刘裕扫平南方各路割据军阀，制定众多振兴发展经济的措施，就不可能有元嘉时期良好的军事、经济、政治局面，这是元嘉之治的大前提。可惜刘裕死得早了点，不然，以他的英明，史籍上绝对会多出一个叫“永初之治”的历史词组的。
但老子刘裕英雄，儿子刘义隆也能算得上是一位好汉。在这场接力跑中，刘义隆成功接棒，加速度向前，跑出了一个南朝百年纪录。在为帝生涯中，他虽然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但整体上功大于过，表现虽不能说可歌可泣，但可圈可点是没问题的。
下面就来说一些与元嘉有关的那些事儿。
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的修复整治都和元嘉有关系，像芍陂、马人陂、六门堰等堤堰都在元嘉年间进行过大规模兴修。芍陂在安徽省寿县，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是春秋时期的工程，距刘宋国已经超过一千年时间。宋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对芍陂进行一次彻底整治，使芍陂的灌溉以及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
兴修水利干什么？
有利灌溉，促进农业生产呀！
农业是宋文帝特别着力狠抓的一项工作，用现在比较时髦的机关公文体来说，就是：皇帝亲自抓，一把手负总责。
愿意对这事负责的皇帝都是思想成熟、目光长远的皇帝，只有那些傻不愣登的皇帝才只知道对美女负责，对金钱负责。其实对于帝王来说，只要把农业抓好了，美女呀，金钱呀什么的都不愁没有，颜如玉、黄金屋，农业都能无限量提供。
因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一切基础都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农业趴窝了，军事、经济、政治全都免不了多米诺骨牌命运。农业就是那立在最前面的第一张骨牌，第一张倒了，后面哪张牌都得跟着倒下。没有粮食，你能空着肚子混出个啥名堂？
这种理论在当今世界依然适用。你一个国家再牛，飞机云中燕了，坦克神行太保了，潜艇浪里白条了，这固然厉害，但若没第一产业的农业做支撑，迟早得玩完。要不咱们国家怎么会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呢，怎么会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规定呢，你没有耕地种庄稼、长粮食，啃导弹、吞炸药能管饱？
宋文帝很聪明，这小伙子心里透亮透亮的，三十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始终把作为立国之本的三农问题放在心上，并为之做了不少实事。
《宋书》记载，文帝“务在本业，劝课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
“本业”就是农业。古代职业有本末之分，末指的是商业，做生意的那会儿不招政府待见，老板赚再多的钱也还是没有社会地位。那会儿以自然经济为主，政府对招商引资没兴趣，你老老实实种田领导最高兴，政府给你化肥农药种子，做生意的，加重征税。
为树立“种田光荣、养蚕光荣”观念，推动农业大发展，宋文帝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己在宫内也搞了块试验田种庄稼，同时要求皇后带领嫔妃和宫女，在内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养蚕运动，大有自己抽丝织布、丰衣足食的架势。
这种行为虽然是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帝王在农活上的亲力亲为，毫无疑问会激励民间的效仿行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很有好处。国人会觉得，皇帝和皇后都在耕田织布，我们也来干这个吧，这事很时髦。
皇帝刘义隆真是个时髦人物，他在任内恢复了籍田制度。
籍田是始于上古时期的一种亲耕礼，仪式类的礼节，君王亲自到田地里耕地，以此劝率天下臣民好生从事农业生产。
籍田礼汉魏期间不少皇帝都做过，在泥巴地里手扶耒耜，闻着牛屁股的骚味翻耕田土。但自西晋大乱之后就少有皇帝干过这事儿了，都忙着抢地盘、打内战、守边疆，自顾不暇的麻烦事太多，这种客串农夫的秀活没人想起来干了。
到刘义隆这儿捡起来了，他觉得这种类似国家领导人年年植树的活动意义很大，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复古，因此他在位期间搞了两次籍田。
籍田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包含着向上天祈福、向祖宗祈求保佑的意味，希望年成大好，风调雨顺，所以是有着一套严格的隆重仪式的。别看只是在泥巴地里活动，但皇帝必须穿着打扮得很隆重。你说地里泥泞不堪，我套件劳动牌工作服，穿双防水胶靴，要不干脆当赤脚大仙，来个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体会一把脚踩泥鳅黄鳝的感觉。
不成。绝对不成。皇帝必须穿得比平时更隆重，“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
通天冠和衮服都是皇帝朝会时穿戴的正式装束，头上戴着二十多厘米高的帽子，身上穿着绣有飞龙的闪亮袍服，在泥巴地里“啪啪”地赶牛，这情景，挺有喜感的。
别把皇帝想得太累，活儿不多，“三推三反”即可，赶着牛在地里犁三个来回就OK。
皇帝耕完地，王爷诸侯接着耕，他们是“五推五反”，再后面是朝廷部长，他们“七推七反”，那些“九推九反”的，官就更小了，总之是按照职务来，职务越低工作量越大。你若是农民工的话，也别几推几返了，整块地都是你的，把活都干完了，然后给你句表扬：劳动最光荣。
宋文帝主政期间一直在推行和宣扬劳动光荣理念，多次专门下诏布置农业生产工作，此类诏文现在还能看到很多：
“凡欲附农，而种粮匮乏者，并加给贷。”
“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棨，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元嘉年间出台了不少惠农措施，朝廷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但缺乏粮食种子的民众，应无条件借给他们种子。同时严令各地官员，要扎实有效地开展劝课农桑活动，决不能搞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讲的就是这意思，抱着应付上级检查的糊弄任务态度可不行，会掉乌纱帽的，因为朝廷组织部门将农业发展指标纳入了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考核，哪个地区田地荒芜，百姓懒惰，粮食收成不高，长官会被警告问责的。那时候的农业相当于今天的GDP考核，绝对数值越大，官员越容易升迁。
刘宋朝所有皇帝中，宋文帝刘义隆是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他多次减免农民赋税，甚至下令免除百姓所欠政府的“通租宿债”，以前向朝廷借贷的铜钱呀种子呀什么的，统统都不要还账了，由皇帝请客买单，当金融呆坏账处理了。
为了节省粮食，宋文帝还曾于元嘉十二年和二十一年两次下令禁酒，原因是有地方官员认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说酒这玩意儿是用粮食酿造的，但喝酒却不管饱，纯属浪费宝贵的粮食，应该加以禁止，达到节省口粮的目的。
宋文帝觉得这是个合理化建议，于是推行禁酒。不过这事只执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禁酒这事太敏感了，历史上多个朝代都出台过禁酒令，但实际上无法有效操作执行。酒是种忒神奇兼奇妙的液体，任何强权都无法使它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消失。
不过，宋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纳谏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他的愿望是好的，为了避免浪费粮食。
经济方面，元嘉年间也有不少有作为的值得一提的事情。
元嘉七年的“立钱署，铸四铢钱”就是宋文帝干的一件很有创新意识的事情。
钱署就是官方设立的铸钱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当时官方已经很多年没设铸钱机构了，自西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都没再设立过钱署，所以币制特别混乱，假钱满天飞，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假钱是指民间偷偷铸造的铜钱。古代钱币的最大软肋是没有防伪标志，也无法有防伪标志。一枚铜钱上你怎么防伪呢？在铜钱上刻上“某某人民银行”？
可以呀。问题是你朝廷会刻字，人家造假者也会刻字。你刻什么，造假者就刻什么，跟盗版光盘似的，借你八双慧眼你也看不出来哪块铜板是正版，哪块是盗版，干脆，李逵李鬼都揣口袋里花吧。
因为缺乏现在的高科技水印防伪技术，所以中国古代的私铸假钱一直和官铸真钱如影随形，历代朝廷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时期，因私自盗铸铜钱而处死者数以万计。但纵然如此残酷，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铤而走险者始终前赴后继，无法根绝。私铸者为了对付朝廷缉拿，想尽伪装办法，有的在大山沟里潜伏铸造，还有的玩起了水上漂，把船驶入江河湖海中，以打渔作为幌子干私铸之事。老祖宗的这种“创新”精神被后人完美地继承了下来，现在国内市场上很多售价昂贵的高档红酒也是水上漂出来的，造假者把船开到公海海域，然后随意勾兑，再贴上事先印制的商标，你想要汉朝的葡萄酒都能马上给你生产出来。
假钱泛滥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致命影响，在社会商品总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货币越造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不可收拾。就好比当下的中国，你中国人民银行要是一家伙印出来几百万亿钞票，那不就乱了吗？整个国家的财富还不值这么多钱，钱多商品少，你拿着钞票上哪买东西去？这下钱不就贬值了嘛，一个面包两千块，喝三碗稀饭，一万块不找零。
元嘉年间朝廷钱署铸造的四铢钱较好地解决了民间私铸假钱的问题。“四铢”是相对于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而言的，铢是古代重量单位，一枚铜钱重五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三四克，一枚金戒指的重量。
宋文帝认为五铢面值稍大，将其改成四铢，大批量铸造后投放全国。“元嘉四铢”最大的成就是消灭了假钱私铸现象。
原因很简单：“用费无利，故民不铸盗。”
四铢钱用铜分量很足，制作精良，民间私自盗铸根本无利可图。铸造一枚李鬼铜钱所用的铜料、劳力等成本相加，和一枚李逵铜钱价值相等，这种傻事连傻子都不会干。辛辛苦苦花了一千块钱成本偷铸出了一百枚铜钱，结果这一百枚铜钱也就能买一千块钱的东西，这不是干冤枉活嘛。所以元嘉这段年月，地下钱庄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没人玩这个，都用的是李逵牌铜钱。
不过好景不长，元嘉一结束，李逵就被李鬼给干掉了，私铸之风再次泛滥。到宋文帝的儿子孝武帝刘骏当政时，他重铸“形式薄小”的“孝建四铢”，使得币制陷入一片混乱，“盗铸者众，杂以铅、锡”。
因为孝建四铢偷工减料，重量变轻，质量低劣，给私自盗铸者提供了利润空间，于是，黑钱很快充斥市场。造假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盗铸过程中掺入价值远低于铜的铅、锡等金属。这种混合金属铸成的铜钱容易破损碎裂，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和社会混乱，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到刘宋国末期的泰始年间时，币制问题不是混乱了，而是混乱不堪，彻底崩溃了。糊涂皇帝刘子业因朝廷无实力铸钱，干脆下令允许民间私自铸钱，大伙别偷偷摸摸躲着藏着玩隐身了，都光明正大地登录在线吧，现在家家都是银行，你们可以加班加点地随便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