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暧昧引发的惨案（1 / 2）
刘裕北伐取得了空前成功，创造了在他之前的古人从未有过的功绩，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北伐收复汉人故都的帝王，后世学者常将他的北伐成就和打得蒙元在大沙漠里吃沙喝风的朱元璋相提并论，认为刘裕北伐在成就上仅次于朱元璋。
对刘裕的北伐伟业，无数史家和诗人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作中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名句讲的就是刘裕北伐气势。辛老先生那会儿一心想上北方战场去杀金兵，无奈不得朝廷重用，于是借偶像刘裕的北伐成就来感叹自己的境遇。
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自己的史学著作《读通鉴论》中也给予刘裕的北伐极高评价：“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
自西晋时期匈奴皇帝刘渊在北方建立第一个胡族政权起，到刘裕消灭南燕、后秦的一百多年间，东晋的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等名将皆曾挥军北伐，但无一例外都铩羽而归。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也都是想平定北方，但最后都是空余遗恨，只有刘裕以雷霆之势，干净利落地占领了北方两个最重要的城市，改写了南方政权面对北方少数民族侵扰而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所以，刘裕的战绩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怎么夸他都不为过。
刘裕和朱元璋这两个北伐双雄之所以被后人敬仰，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殊性。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现象：自汉朝以来，南方政权整体上弱于北方政权，北强南弱现象十分明显，几乎呈一边倒状态，南方政权长期干不过北方政权，基本上都是北方“南征”，南方“北伐”显得特别稀奇。
三国时期，南方的吴、蜀两国相加都不敌北方的曹魏，最后相继被魏国吃掉；强大的隋朝是北方政权吧？杨坚带着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天堑，统一大江南北；唐朝也是啊，起于关中的李家军由北往南，越淮河，渡长江，制服了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等实力强大的割据军阀才坐稳天下；宋朝也是差不多的路子，开封城起家的赵匡胤穿着加身的黄袍，率军南下，灭掉了众多江南小国；清朝就更是了，正宗东北那旮旯的，爱新觉罗家族从山海关呼啸而入，老朱家、小李家就全熄火了；解放战争历史同样如是，共产党在南方井冈山被国民党围剿得一时招架不住才转战北方站稳脚跟的，后来的辽沈、平津、淮海、渡江四大战役，你去地图上瞅瞅，标准的从北到南，一个点一个点向前推进的。只有那个思想不开窍，拒绝汉化的元朝蒙古土老财政权是例外，这匹来自北方大草原上的凶狼却被土生土长的南方娃朱元璋打得躲进沙漠把头埋进沙子里再也不敢出来。
这么多北强南弱的典型材料在此，也就不难理解后人始终对刘裕北伐成就的啧啧称赞了。
不过刘裕的两次北伐虽然是东晋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但并不能过分渲染拔高，说他立意高远，雄心万丈，为了国家统一大业，不惜千里北上，武力收复沦陷两都。
这个太大道理了，事实情况是，这并非刘裕的真实想法。即使刘裕自己嘴巴上是这么说的，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为了求取功名。
其实这种食人间烟火的心理是正常且无可批判的，就像一个工人，上班目的首先是为了拿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是媒体宣传的第一为了贡献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此类二百五的宣传模式应该作古了，天天不给你发工资，你稀饭咸菜都吃不上，你还有热情去为创建小康社会扫大街、搞生产吗？
任何行为都有主观、客观之分，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好的。我生产出钢材了，我种出粮食了，我得到报酬，国家用钢材去盖楼，拿粮食当储备。如此，国家发展了，我个人腰包也鼓了，个人、集体双赢，就是这么个理，往高了扯，那都是瞎扯。
刘裕的北伐行动客观上有利于东晋国家，但主观上确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我们一定要明白，古代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伴随着决策者的个人或政治、或军事或其他目的。和平时期树口碑，内乱时期打政敌，分裂时期争地盘，甚至为抢女人、夺名马而发动的战争也屡见不鲜，总之，刀枪剑戟、血肉横飞之中都镶嵌进了指挥者的个人目的，像岳飞、祖逖那样内心纯净的将帅凤毛麟角。
刘裕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口碑。魏晋时期是中国门阀制度最为盛行的朝代，整个社会是以士族为主导的，不大讲求个人努力和自身素质，只注重个人的家族身份和门第高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在由权贵主导的官僚国家，你出来混事，人家不看你本事如何，不问你会不会电脑，有没有六级英语证书，而是问你爸是谁，你爷叫什么，你是不是出身高门大姓。你要说爸爸叫李刚，爷爷叫李大刚，带你混一个；如果你爷你爸叫孙二蛋、孙三蛋啥的，对不起，出门拐弯赶紧滚，哪好玩上哪玩去。
这种讲究门第出身的坏风气，直到民主风气渐浓的宋朝才逐步消失，唐朝那会儿都还有，唐太宗李世民为这事还曾经大为光火，原因是一些前朝破落的高门大户自恃清高，视新晋李家皇室为政治暴发户，嫌李家祖上不是根正苗红的大家族，有的竟然不屑于和李家结亲，惹得李世民龙颜大怒，下令把前朝的《氏族志》推倒重来，重新排序，以皇族为首，把自家的李姓定为一等大姓。叫你们这些过气明星瞧不起我们李家，都给我老老实实拿着族谱站我后面排队去！
李世民修改《氏族志》的时间是公元638年。两百多年后的唐太宗尚能感受到门第压力，可以想象在门阀势力超级强大的两晋时代，出身微寒的刘裕对自己身世的敏感和自卑程度，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风气是，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但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大家照样看你不起。
刘裕是完全靠自己的奋斗一步一步打拼上来的草根阶层，虽然职务已贵为王侯，但他无法摆脱身份低贱这一事实的困扰，填履历登记表时的家庭出身一栏，手下那些朝臣多半都填“干部”，刘裕只能默默写上“贫农”两字。贫农这两字只在四十年前那短暂的一段时间显得光荣，其他任何一个朝代，贫农都是穷光蛋的代名词，不受待见。现在你跟美眉说你是贫农，你就等着成大龄剩男吧，没几个美女高兴做贫农夫人。
刘裕不愁没有美眉，但对自己的出身还是有些在意的，所以为了让别人高看自己，为了在那些高贵门庭出身的下级同僚面前树威，他必须要不断用军功来证明自己的不凡能力，利用开疆拓土的军功来压服建康的高门豪族，替自己树威，让别人心服口服：咋样，我刘裕厉害吧？灭掉一个国家跟踩碎一个气球一样简单，你们服不服？不服的也出来练一个！
大家一看，这人确实厉害，比奥特曼还厉害，指哪打哪，分分钟就把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了，这事我们干不了，服，绝对服气。
说白了，让朝臣镇服就是刘裕的理想，他的北伐就是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刘裕在实现个人理想的基础上重叠着实现了国家理想。只不过也只有雄才大略的刘裕，才能在当时的环境下将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完美地合二为一。
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看，本书论点是能站得住脚的。因为拿下长安后，刘裕并没有用心经营北方，而是把好不容易得来的长安随便往那一丢，自己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南方去了。
刘裕真的是急急忙忙跑回建康去的，一点不虚，因为建康城突发重大事件：刘穆之死了。
收复长安只两个月后，京城来人报丧：刘穆之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刘穆之是刘裕最信任的管家，刘裕在京口起兵反对桓玄时，刘穆之就被刘裕特地请来担任总管，两个人的关系相当于刘邦跟萧何，刘裕只管在前方打仗，后方的事情他从不需要操心，一切都被刘穆之安排得井井有条。
刘穆之极富管理才华，史书上他的个人传记里夸奖他的话很多，什么“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啦，什么“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啦，评价非常之高，《宋书》作者沈约甚至用“一代宗臣”这样的顶级评语来夸奖他。
从史料记载看，刘穆之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刘裕分担了不少担子。对内总揽朝政，对外为北征军团安排粮草辎重，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一把抓，每天来给他送文件讨批复的人特别多，他的办公室比行政服务大厅还热闹，连台阶上都堆满了各类咨询批阅的资料文件。但无论多么复杂难办之事，他都能应付自如，迅速决断，从没耽误过一回。这人简直就是个内裤外穿的超人，左右脑协调能力超强，有一心多用的特殊本事，眼睛看着文件的时候，手下还能握笔写字，且看且写，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的同时，他的耳朵和嘴巴也没闲着，耳朵在听别人说话，嘴巴在跟别人聊天，而且“不相参涉”，一点不会互相干扰。谁要是不服，可以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做到刘穆之那样应付自如。
刘穆之的突然去世让刘裕变得不能应付自如，他把铁杆管家留在建康，就是为了防止后院起火，现在后院的消防大队长死了，他能不急吗？要是这时候有人趁机起事，控制住建康城，那他刘裕岂不是有家难归了吗？
这种因后院起火，后路被断而改变的历史桥段发生得太多了，多到无法举例，离刘裕最近的一次很著名的类似事件就是魏国权臣曹爽之死。这位曹操的侄孙本来和刘裕一样，在洛阳朝廷中说一不二，就是因为有次出城祭祀时被长期装病的司马懿突然关闭城门发动政变而堵在城外回不了家，最后被司马懿给弄死了。
刘裕就怕这个，你说万一要是再出个司马懿，把建康城一封，然后再逼迫司马懿家那个傻皇帝下道御旨，宣布刘裕为造反逆贼，人人得而诛之，那麻烦就大了。这种事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的，自古以来，权力争斗的残酷和离奇永远超出常人想象，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不过当时刘裕已设计除掉了刘毅、司马休之、诸葛长民那帮一直觊觎他权杖的军事集团首领，不然当他们得知刘穆之死讯时，一定会赶在刘裕南归之前有所行动的。
虽然国内暂时看不出有大鱼出来趁浑水搅局，但作为老牌政客，刘裕知道江湖的险恶，一刻也不敢在长安停留，马上启程赶往建康主持时局。
刚刚拿下的故都长安他也不管了，丢给他的二儿子刘义真镇守，可刘义真才十二岁，知道个啥呀，能在善于征战的游牧民族地区守住这么一座中心城市？
但不管可不可能刘裕都必须要走，他留下一群猛将辅佐儿子守城：王镇恶、王修、沈田子、朱超石、傅弘之等，后来又加派朱龄石、蒯恩等人前往增援。遗憾的是，刘裕走后不到一个月，长安就被赫连勃勃夺走，这些将领无一例外全部战死。
长安得而复失的主要原因是晋军内讧所致，但晋军内讧的主要原因却应归咎于刘裕的不当安排，内讧的祸根是刘裕亲自埋下的。
刘裕给儿子配备了一文一武的“二王”辅佐班子：王镇恶和王修。前者负责军事，后者定位谋划，其他将领皆位在二王之下。
这种人事安排遭到了沈田子、傅弘之等人的不满，他们就跑到刘裕那儿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
这其实就是打小报告了，两个人提醒刘裕说，王镇恶是当地人，你让他主管军事，只怕将来会出事。
长安本是前秦的首都，王镇恶打小就跟着爷爷王猛在这里生活，因为王猛的威望，王镇恶当时很受长安百姓的欢迎。所以沈田子这些南方系将领就嫉妒王镇恶，跟刘裕说王镇恶将来肯定会借地利人和条件在长安自立为王的。
刘裕并没有因为沈田子等人的提醒而冷藏王镇恶，因为王镇恶的军事才能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刘裕手下勇猛度异乎寻常的名将有两个：一个是檀道济，另一个就是王镇恶。再加上攻取长安时王镇恶功劳最大，不让王镇恶主持军务说不过去，所以刘裕并没有像南方系将领所期望的那样，把王镇恶拿下来，让南方将领顶上去。
但面对南方系将领的担心，刘裕态度暧昧地给沈田子甩下了一句话：“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就是这句话破坏了长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使得长安变短安。
不知道刘裕这句话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暗示沈田子可以和王镇恶搞内斗吗？既然已经任命王镇恶为军队最高首领，就应该从大局出发，严肃告诫十余名留在关中的江南籍高级将领，必须无条件服从王镇恶指挥，为什么还对王镇恶的下级沈田子说：你们十几个人难道还怕一个王镇恶？
司马光为此在《资治通鉴》中特意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对刘裕此举提出批评，认为刘裕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疑则勿任，任则勿疑”，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刘裕是“任则又疑，疑则又任”，以刘裕的聪明，不可能无故做出此等低智商之事，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应该是故意为之。
有了最高首长的这句话，沈田子对顶头上司王镇恶就有底气多了。你一只孤孤单单的老虎算个球，我们十几只狐狸联手，照样能用狐皮大衣闷死你，照样能用臭屁熏死你！
这哥们儿挺野的，说当凶手就当凶手了。
刘裕一走，早就盯着长安这块肥肉的赫连勃勃行动了，几万胡夏大军气势汹汹地奔长安而来。
沈田子奉命率军迎击。但这位沈将军没拿王镇恶的命令当回事，在外面转了一圈，还没和敌人照面就带着军队回撤到后方。
王镇恶得知实情后很生气，并批评了他：“公以十岁儿付吾属，当共思竭力；而拥兵不进，虏何由得平！”
这是完全正常、正当的批评，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王镇恶是很真心地辅佐刘义真的，骂人也是为工作，说既然首长把那么小的儿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保护他，辅佐他，都像你这样在战场上怕死后退，什么时候才能消灭敌人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