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初入学堂门(2 / 2)
有一天,朱老师生病请假了,教高年级的杨老师来上我们班的语文课。杨老师长得瘦瘦高高的,他是外地人,平时只说普通话。我们都说杨老师的普通话好听,跟广播里的普通话一样。在课堂上,杨老师让我们把学过的拼音字母读一遍,于是全班同学就大声齐读:
“a - o - e -”
我们才读了三个,杨老师就喊停:
“第一个读错了,要读‘啊’,嘴巴要张大。来,开始,读!”
我们发出的还是朱老师教的读法,杨老一连纠正了三次,我们才把a读成“啊”。杨老师揺了揺头,让我们继续往下读,读到r的时候,杨老师又喊停:
“这是r,不是L。读这个声母的时候,要把舌尖卷起,顶住上腭,把气从舌两边送出,来,跟我读。”
杨老师边示范边读,见全班跟着读了半天,这个音还是发不好,他也只能摇头了。
放学回家,我把课堂上的这一幕说给母亲听,大姐正好回来,她笑着说:
“你们朱老师小学都还没毕业,拼音读不准是正常的。”
朱老师的拼音虽然读不准,但她的课我还是很喜欢上的,因为她经常在班上表扬我,夸我聪明,说我接受能力强。朱老师喜欢在我的小楷薄上,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大的“V”,再龙飞凤舞地写一个“好”字,每次写字本发下来,我都特别快乐。?芳子的写字本上也常常打“V,”,但“好”字没有我多,而坐在我和芳子后面的两个男生,朱老师是不打“V”的,朱老师常常送几个“X”给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写错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半期考就到了。考完试,老师们很快地将卷子改完发给我们,我考得很好,语文和算术都满分。我把考卷拿回家,父母亲很高兴,两个姐姐也很高兴。学校的老师都在传,说我们家的姐妹都很会读书,说当年大姐二姐的书就读得很好。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发展一批少先队员。那时候我们把少先队员称作红小兵,小学的学生当红小兵,初中的学生当的是红卫兵。我们学校就有不少红卫兵,他们常常在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很神气的。
朱老师在班上宣布了入选红小兵的名单,我和芳子的名字都在其中,我很高兴,从此,我就天天盼着朱老师发红领巾给我们。每天去学校,走在路上我就在想:
“ 朱老师今天该会发红领巾了吧?”
我每天都特别盼望上朱老师的课,总希望朱老师来的时候,手上拿着红领巾。但朱老师每次来上课,手上只拿着课本或是作业本,有时甚至空着手,什么都不拿,总是让我很失望。有时课上了一半,朱老师让我们写作业,她会离开教室几分钟,我就会想:朱老师该是去拿红领巾了吧?结果每次希望都落空。
也不知盼望了多久,终于有一天,我系上红领巾了。少先队辅导员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要我们好好珍惜。回到家里,我解下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拿着左看右看,很是不解:红领巾是这样的鲜艳,干了的血是暗褐色的,红领巾怎么会是用鲜血染红的呢?我觉得辅导员骗了我们。正好二姐采茶回来,我把心中的疑问对二姐说了,二姐听了哈哈大笑,二姐又把我的疑问告诉了大姐,大姐听了也是忍俊不禁。
端午节快到了,母亲没有忘记过年时的承诺,去合作社买了一块花洋布,请裁缝师傅做了两件上衣,一件给我,一件给六妹。衣服粉底紫花,紫花的旁边还有几片淡淡的竹叶。我太喜欢这件衣服了,长这么大,我还没穿过那么漂亮的衣裳。
端午节那天,吃过早饭后,我要去上学了,母亲让我把六妹也带上。我背着书包,牵着六妹走出家门,井边有人在洗豆芽和青瓜,空气中弥漫着粽子的清香。
我和六妺穿着同样花色的新衣裳,牵手走着,一路上不时有大人停下,问我是不是要带妹妹去上学,问六妹多大了,不少人竖着大拇指,夸我和妹妹真乖。我和六妹成了那天上学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到了学校,我发现也有不少同学穿着新衣裳,有的同学脖子上还挂着五彩丝线。进了教室,我让六妹坐在我和芳子之间。六妹很乖,她悬腿坐在凳子上,两条手臂叠放在书桌上,下巴靠在手臂上,安安静静的,一副惹人喜爱的模样。朱老师看见了,微笑着点点头。
开始上课了,坐在我后面的两个男生,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还偷偷讲话,朱老师批评他们:
“李文煌,叶植良,你两个又捣乱了!你们还不如那个小妺妹,人家比你们小,却比你们懂事!”
朱老师表扬六妹,班上的同学都朝我们这边看。
那时候我们去学校读书,把弟弟妹妹带去上课是常有的事情,老师是允许的,学校也允许。但印象中我带妹妹去学校上课的次数很少,好像只有这一次。
一年级我读了三个学期,我入学的时候,学校是春季招生,到了1974年,就改为秋季招生了。